第一章

　　随着人类活动的范围增大，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逐渐缩小。为了使生物种群恢复活力，如何帮助它们摆脱人类的干扰成为首要问题。“绿桥”、涵洞等动物通道的尝试，无疑为动物铺设出了一条新的生命之路。

　　伴随着科技进步，人类修筑公路的距离越来越长，汽车的速度也越来越快。20世纪70年代，欧美的环保组织发现，高速公路每年由于动物穿越导致的车祸数量已经大到了威胁到野生动物种群的生存的程度。欧美各国便开始讨论如何在修筑公路的同时保护到野生动物的安全。“动物通道”由此诞生。欧洲国家为大型动物搭建上跨式的“过街天桥”，并在上面种植草木，模拟自然的山坡地形，将其称之为“绿桥”。图为德国B38高速公路上的动物通道。

　　起先美国和加拿大对桥式的动物通道并不感兴趣，他们在公路下方修筑了很多涵洞，让蛙、蛇等小型动物走管状涵洞，驯鹿、野羊等大型动物过桥下涵洞。

　　后来，加拿大班弗国家公园的研究者发现，一些大型哺乳动物，特别是棕熊、豹子等食肉动物，有向高处攀爬的习性，不大喜欢钻黑乎乎的涵洞。因此，北美的动物通道建设者也开始采用“绿桥”的形式。图为班弗国家公园内搭建的“绿桥”。

　　荷兰是世界上第一批在国土上修建野生动物通道的国家，如今，荷兰境内已拥有600多座“绿桥”，这些绿桥起到了各地区物种间的纽带的作用，保证了地区生态平衡。

　　2013年8月24日，瑞士阿尔卑斯山区，头羊带着羊群穿越山间的引桥，以缩短羊群的行进距离。

　　动物通道的建筑方法也在其他地区的自然保护区得到了广泛应用，图为肯尼亚地区，大象正在穿越地下涵洞。

　　动物通道的做法毫无疑问极大地缓解了自然保护区的生态压力，同样也保护了高速公路地区的行车安全，汽车撞上动物的车祸减少了80%。图为动物研究机构放置在动物通道的红外摄像设备拍下的野生动物。

　　除了搭设动物通道，对于动物行进路线加以引导也是非常有效的办法。作为澳大利亚圣诞岛特有的物种，澳大利亚红蟹每年都会从雨林穿过城市到海边交配产卵。为了防止红蟹闯上主干道，澳大利亚人会在路边设置围挡引导红蟹行进。

　　为了红蟹能够顺利抵达海边，当地政府还在公路上修筑暗渠和“高架桥”，通过围挡的方式引导红蟹安全通过公路区。在无法修筑围挡的地区则采用封路的手段，使得红蟹种群的数量得到了一定回升。

　　同样，为了保证雨林保护区内灵长类的安全，马拉西亚政府也在雨林内修筑了以绳索架设的动物通道，专供灵长类攀援使用。

　　除了保证大型动物的安全以外，为了保证小型动物种群间的交流，在公路下方也设有小型动物穿越的管状通道。图为2008年12月10日，美国哥勒姆112号公路旁，生物工程专家检修动物通道。

　　2008年12月10日，美国哥勒姆112号公路旁，动物专家向记者展示如何穿过涵洞。

　　给小型动物使用的涵管和通道并不是简单地堆砌设施，生物学家需要按照环境对其进行布置，使得动物能够自然地适应其中的环境。图为2011年8月2日，马萨诸塞州汤顿市，马萨诸塞州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的学生在涵洞内为动物布置环境。

　　同样，在保护动物安全的体系中，警示牌也是必不可少的。图为美国112号公路上，生物工程人员设置的鹿群出没警示牌。美国政府制定了高速公路地区的动物保护措施，包括设置路牌、建设绿桥和涵洞的规范，以及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环境条件下的环境布置标准，使其能与动物生活的环境融为一体。

　　为了保护自然公园内的动物，当地政府往往也会设置各种警示牌。图为2013年12月17日，一只鹿在新泽西和纽约市之间的洲际公园内撒欢。鹿身旁的指示牌上写着：禁止在路上骑车、禁止在林区生火、禁止玩球类运动和禁止携带宠物。

　　随着台湾地区经济水平的提高和公路网的密集，台湾地区豹猫(台湾地区称为“石虎”)的生存空间也被日益压缩。为了保证豹猫种群的繁殖，台湾开始在中央公路沿线设置动物保育区。

　　与此同时，台湾也规定在新修的水利设施中必须保证水生动物的安全。在新修的湖光水库中就设有动物通道和动物设巢箱。在一些水利设施中还建有给水生动物洄游的鹅卵石石梯，通过模拟自然环境的方式诱导动物洄游。

　　中国在建设青藏铁路时也参考了国外的动物通道建设方法。图为2006年5月27日，青藏铁路开通前三天，近500只临产的雌藏羚羊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五道梁109国道2998公里处通过青藏铁路，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产仔。这也是目前唯一一张拍摄到藏羚羊穿过青藏铁路桥洞的照片。

　　为调整三峡附近生态环境，三峡集团每年放生数万条各类鱼种。图为2011年4月14日上午，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2011年珍稀鱼类春季放流在宜昌滨江公园外长江边举行。

　　为了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动物生存的权利，各国制定出了严谨的保护计划，并制定了严苛的操作规范。只有在真正科学的指导下，“绿桥”才能发挥其真正的作用。图为加拿大将一座废弃的高速公路引桥改成“绿桥”。